澳门新蒲京912226做民族音乐的守护人——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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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今年恰逢国务院参事室成立7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馆员,听他们讲述精彩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10月2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办的“《田青文集》首发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召开。

这部《田青文集》的编辑与出版缘起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意。

在联系采访着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之前,记者没想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上研究生的课;参加教师大会;赴山西左权参加民歌节……辗转于杭州、延安、神木、北京、大理间,整个7月,他只能抽出仅有的一点空档时间来接受采访。

田青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满70周岁了!过去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但今天看来已属平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几十年的安定和平。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在天津市日租界后来称作甘肃路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妈妈抱着未满一岁的我躲避在饭桌下面,两手捂着我的耳朵,怕隆隆的炮声惊醒我的睡眠。32年后的除夕夜,因为担心屋外的鞭炮声惊醒她未满一岁的孙子的睡眠,妈妈在零点鞭炮高峰之前就歪在她孙子的床头,准备随时用手捂住孙子的耳朵……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间堆满书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穿着白色中式布衣的田青。办公室的空调坏了,略感闷热,但田青丝毫未显出倦意,始终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此次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田青文集》共9卷,正卷7卷、附卷2卷。其中正卷计2600千字,收录了田青先生绝大部分的文章和演讲录,除已出版的专著、文集,还包括过去几十年散见于报纸、刊物、网络的学术论文、讲演、访谈及其他各类文章。卷一、卷二为宗教文化与宗教音乐领域的专著和论文合集,卷三为中国音乐史论领域的论文与专著合集,卷四、卷五为非遗保护与原生态领域的论文合集,卷六为散文与评论,卷七为文学与创作。

因为妈妈要上班,我其实是姥姥带大的。姥姥喜欢听戏,从小跟姥姥去剧场,“熏染”了我对艺术的爱好。而《岳母刺字》《苏武牧羊》《穆桂英挂帅》,是姥姥哄我入睡的“儿童故事”。1996年,我用两天时间写了7首歌词,这就是《苏武牧羊》,大家非常喜欢,它是我对刚刚辞世一年的姥姥的怀念。

从将中国佛教音乐带出国门到上电视、做评委,再到致力于挖掘、保护原生态音乐,田青走过许多不同的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始终是他一生无改的追求。

附卷2卷,为《田青印象》和《田青年表》。由张振涛主编的《田青印象》计500千字,收录了近年来文化界、新闻界有关田青先生的研究、评论、采访等文字,囿于篇幅,因已出版的专论田青的《佛心学侠》独立成书,本文集没有收入。翟风俭编著的《田青年表》以年表的形式记录了田青自1948年4月至2018年4月的生活、治学履历。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欣赏书中的配乐和田青先生主持的音乐会。

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音乐史话》,虽然是我看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中国音乐史的著作、文章之后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冲”成的“汤”,但一些创新的观点现在依然成立。1977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同时负责“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西方古典音乐名作”两门共同课。与有大量音响资料的西方音乐史课相比,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可听的音响资料很少。为了寻觅还“活着”的古代音乐作为教材,我开始接触佛教音乐,希望能从那里找到中国古代音乐的一些遗存,没想到从此与佛教文化、佛教音乐结缘。当时借阅古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无法想象的,图书馆里的古籍一般不向普通读者开放。我找到父亲多年的好友、时任天津图书馆副馆长的王鸿寿叔叔“开后门”,拿到了一张可以在图书馆善本部读书的内部阅览证。那时候,图书馆还没有复印机,善本书也不能借回家细读,于是,随读随抄录,便成了功课。至今,我还留着当年抄录慧皎《高僧传》与道宣《续高僧传》的残破的笔记本。令人欣慰的是,佛教音乐,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是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为传统文化搭台

田青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尤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研究领域,他筚路蓝缕,抉微发幽,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中国传统宗教音乐的探索与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21
世纪,田青先生致力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跋山涉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殚精竭虑,大声疾呼。田青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为推动非遗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非遗保护理念的梳理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他的保护传统文化根脉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赞同,非遗保护理念得到弘扬,这成就了田青先生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地位,也在音乐界、宗教界乃至整个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天津音乐学院的前身是中央音乐学院,1958年“院系调整”后一部分迁到北京,一部分留在天津。老院长缪天瑞先生怜我好学无门,便介绍我去找已调到北京的黄翔鹏先生请教。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奔波于京津两地。当时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第一班车好像是早晨6:15,早早爬起来赶到“老龙头火车站”前边的早点铺吃碗馄饨上车,再坐当天最后一班车回津,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黄翔鹏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一直是我学术之路上的灯塔。

从少年时代开始,田青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格外着迷。“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偏科,整天就拿着一本《楚辞》看。”

凭借数十年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卓越建树,田青先生努力打通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壁垒,把琴学、昆曲、原生态民歌以及古老乐种重新扶至国家殿堂。正如张振涛所说,当年杨荫浏先生借底层艺人“翻身作主”的大力,把《二泉映月》普及全国,那么田青先生则是借非遗大力,把“原生态”的保护理念普及全国。在田青先生的倡议下,央视于2006
年第十二届“青歌赛”正式设立“原生态唱法组”,成为继“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格局之外的另一新领域,对于声乐舞台上的“千人一面”现象、科学与艺术、中国人的审美取向等关乎歌唱又超出歌唱的命题的讨论引发全国热议。

1982年,我正式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成为杨荫浏先生的关门弟子。在我们这届研究生里,我属于年龄偏大的,而且,和大多数刚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不同,我已经有4年教龄。当时研究生部的书记郭睿儒老师对我大开方便之门,说:“你甭瞎耽误工夫了,领每人300元的考察费,你就考察去吧!”于是,我便背着一个绿挎包,拿着300元人民币和一台研究生部刚买的像块“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开始了我后来延续二三十年的佛教音乐考察之旅。

在经历了5年插队务农的生活后,1973年,田青幸运地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后,田青十分认真,但在课堂上,他遇到了难题。

虽届古稀之年,田青先生仍然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中,不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理念
。他策划“百戏之祖”目连戏展演,宣传中华孝道美德;他在中央电视台《正午学堂》讲授传统音乐,向全国观众普及音乐美学和音乐史;他策划以佛教的经文为表现题材的“安心澄意,金石为开”展,向大众展现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金言慧语;他针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院藏古琴长眠于库房导致其生存样态改变的现状,提出了“让古琴发声”的倡议,不但充分发掘所藏名琴的乐器属性,彰显其巨大的隐含价值,也为当下历史名琴的保护提供出一套适应古琴自身规律的保护范式。

自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其中生活、工作多有变化,也不乏命运之中、意料之外的生命历程,但读书、写作,已成生命之常态,有此生涯打底,生命中所有的“偶然”事件,也就成了“必然”的契机。

田青在学校同时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欣赏。西方音乐名作讲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有大量的音频可以放给学生听。比如讲贝多芬,田青讲上十几分钟,再给学生们听半个小时《第五交响乐》的原作,一堂课很轻松过去了。但讲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困难得多。为了备课,田青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但讲起来依然很费力。“我讲的都是古籍上怎么说,诗词里如何描写音乐,但中国古代的音乐没有音频保存下来,也没有精确的记谱法,学生们听不到,就无法形成直观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数十年来,田青先生一心扑在保护和抢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上,他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饱含深情,无论是撰写文章,还是参加演讲、访谈、展览等,田青先生始终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弘扬时代精神作为突出主题。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田青先生“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

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那时,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部分的人都搞不明白,很多人第一次说这个词的时候都会说错。我们通过自己的奔走呼号,在几年的时间里将一个陌生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更让保护行动深入人心,为促进相关立法和构建我国独特的非遗保护体系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而我,也走出书斋,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深得民心的文化事业中。

从此,田青开始琢磨如何能找到活着的古代音乐。他想到宗教的变化相较于时代变化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宗教音乐中会不会保存了古代音乐的特征?寺庙里的各种仪式都离不开音乐,自己可不可以在寺庙的高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乐曲?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田青研究起了佛教音乐。

出版《田青文集》,不仅是对田青先生数十年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的一次总结,同时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有了重建民族自信的基础。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在后半生,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中,真是我的幸运和福报。感谢时代,感谢生我养我的土地。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没有人专门做佛教音乐研究。田青自己揣着300元,背着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前往五台、峨嵋、九华、普陀、敦煌等地造访寺庙。他坚信,人迹罕至的山野里保存着音乐的珍宝。

作者简介

(9卷本《田青文集》汇集了田青这些年在宗教文化、中国音乐、非遗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田青的人生轨迹。这是他的自序,刊登时有删节。)

同时,田青大量翻阅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献,寻找蛛丝马迹。“我需要看的这些古籍,在那个年代,图书馆都是不外借的,只有拿着内部借阅证才能看到。我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天津图书馆的借阅证,每天坐在图书馆的古籍部下笨工夫抄书。像《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只要和佛教音乐有关系的内容,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过。这让我在许多年后,还能一段一段地背诵出书上的内容。”后来,田青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这也是中国第一篇研究佛教音乐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后续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基础。

姓名:项江涛 工作单位:

随着在佛教音乐研究上的逐渐深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青开始从事《中国佛乐宝典》的辑录工作。10多年间,他走访了一二百所寺庙,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收录了30个小时的录音。“参与录音的僧人,现在都基本不在人世了。这么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已经可以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能花费几十年的心血坚持从事这样小众的研究,田青的心中是有股子信念的。他说,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斋里,而是要为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搭台。

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田青参加,他就利用这些机会促成中国佛教音乐到世界各地去演出。田青经常带着佛教音乐团去欧洲演出,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等。

田青一直十分敬佩自己的老师杨荫浏先生。“杨先生当年把瞎子阿炳的音乐录下来介绍给世界。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人会知道这样一个靠音乐讨饭吃、身如草芥的阿炳。但因为杨先生,阿炳的音乐留在了文化史上,《二泉映月》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偶然成了电视红人

除了研究佛教音乐,田青更为人所知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音乐。当说起自己与民间音乐、民歌结缘的伊始时,田青用了这样一个表述:人生的偶然性。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曾对中国音乐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原本,田青的书斋生活跟这样的综艺节目没有什么关联,但在第九届青歌赛上,他为帮朋友的忙,临时成了节目评委。没想到,这给了田青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当代声乐界现状的机会。

比赛的复赛阶段,评委们每天要听100多个歌手轮番演唱,把可以参加决赛的歌手挑出来。连续几天的赛程下来,田青发现选手们选择的歌曲范围太窄,一二十首歌曲被翻来覆去地唱。歌手们的发声方法也明显趋同,音色高度同质化。这样的状况让田青觉得很不满意。

到决赛,轮到田青做点评,他就坦诚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但是我们从收音机里光靠听,就能立刻分辨这是马玉涛、那是郭兰英,绝对听第一句就知道是谁在唱。但今天听了几十个歌手,我听不出他们有什么个性,这个是大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这番“得罪人”的发言,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馈。第二天,电视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观众说,戴眼镜的那个评委讲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一下子让田青从一位学术专家变成了一位公众人物。

此后,田青开始关注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精华流失的问题。

“我一直说,古往今来,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对民间艺术持一种尊重的态度。”田青跟节目组提出建议,希望让非学院派、真正来自民间的歌手有机会进入比赛。到了第十届青歌赛,从藏族牧区来的牧民的女儿索朗旺姆获得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到了第十二届青歌赛,民族唱法组里单独分出了“原生态唱法”,给成千上万没有机会进音乐学院学习、但一直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创造了机会。后来这一组别中,也涌现出了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

“青歌赛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但是也激发了我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对传统文化的这份感情和几十年的积累变成了实践,有机会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当中。”田青说。

盲人歌手让我热泪滂沱

在青歌赛之外,田青也始终致力于为民间歌手提供机会。

2002年,田青到山西左权县参加民歌花戏研讨会。在会上,他见到了羊倌石占明。那时,石占明就是村里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高亢嘹亮。一听他唱歌,田青就惊住了。

彼时,正巧浙江仙居县要举办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田青当主持。“当时参赛的选手其实都选完了,我就跟组委会说,我这儿有一个羊倌歌手,我来做担保,保证唱得好。”就这样,石占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在上台比赛前,石占明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唱了。田青鼓励他说,你就还当自己是羊倌,也别害怕,底下不管坐着什么人,你就当他们都是羊。就这样,石占明很争气地在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拿到了金奖,成了“全国十大歌王”之一。

同样在左权县,田青还发现了一支盲人宣传队。“我第一次听到这支盲人宣传队演唱是在一个破庙里。他们从破庙里拉出一根电线,安了一个电灯,把电灯挂在树上,下边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夏天,大家就围着这个桌,听他们唱。歌声中的真诚、沧桑甚至苍凉一下子打动了我。”尽管过去了多年,田青回忆起第一次听盲人宣传队唱歌时的场景,依然很激动。他说:“盲人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和观众交流,他们是向天而歌。”

听过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后,田青还专门写了篇文章《阿炳还活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热泪滂沱”4个字,说尽了田青当时所受感动之深。

就在破庙里,田青当即跟盲人宣传队的成员们讲:“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北京去。”后来,田青帮盲人宣传队联系到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到北京的第一次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县文化局给盲人宣传队成员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蓝布裤褂、黑布鞋、白袜子。盲人宣传队坐火车到北京西站后,我想让他们吃一顿好的,就找了个饭店,鸡鸭鱼肉点了一大堆。但我没想到,他们看不见,没法夹菜,怎么吃?我只好找饭店老板,给他们每人盛上半碗饭,把各种菜夹到里面,还要把鱼刺剔掉。我那时才发现,我并不了解盲人的生活之苦。”

带盲人宣传队到北京的舞台上演出,田青把好多音乐界的朋友都请来了。他给这些大腕儿们打电话说:“这场音乐会你必须来,我保证你们之前从没听过,听了以后会被感动。”

演出前,田青向观众郑重介绍了这支队伍。盲人生活不易,但他们不仅自力更生,还在太行山间,一个村一个村地为那些缺乏文艺生活的留守儿童、父老乡亲送去欢乐。“我们的舞台上,太缺少这种没有任何修饰的、完全真诚的、草根的但又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东西了。”田青说。

因为田青把石占明和盲人宣传队带出了大山,村里的百姓们都把田青当成了亲人,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还授予了田青“荣誉村民”的证书。

2013年,田青获聘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无论是总理给我的聘书,还是龙则村农民们给我的证书,都是沉甸甸的肯定,是在做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田青说。

人物简介:

田青,1948年出生于天津。佛教音乐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着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多部着作,2018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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